评毕飞宇短篇小说《两瓶酒》：倾听酒精浸淫下心痛的声音

来源：　时间：2018-08-29　文字大小：T|T

　　读毕飞宇的短篇小说《两瓶酒》，仿佛在倾听主人公酒精浸淫下心痛的声音。

　　小说描写了社会转型期“我”与父亲、母亲以及巫叔、巫婶的生活故事。“我”是一个从出生就被父亲希望是男孩的女孩，巫叔为了迎合父亲这个“酒肉朋友”的心意，把“我”叫作了“大侄子”，却把自己同年出生的儿子叫作了“二妮”。父亲是个可怜的人，在最鼎盛的年纪下岗了，当他在电视机前听着刘欢的《从头再来》时，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委屈，竟然抱起电视机砸了。从此，父亲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酒徒。最后，父亲突然就走了。巫叔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他用两瓶酒为父亲举行了一场特别的追悼会，但喝完两瓶酒后瘫了。“我”虽然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但情场失意让“我”无可适从，惟有巫叔的微信点赞才有“存在感”，也惟有顶替父亲酒徒的位置与巫叔喝酒时才能敞开心扉。倒是巫婶和“二妮”，一个怕我嫁给“二妮”粘上她家门，一个干脆离家跑到深圳几乎就再也没回来过。 

　　这是社会转型期社会底层人们生活的一个片段。社会转型期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传统的计划经济，先进生产力代替落后生产力，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。“下岗”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。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人们都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阵痛。所以，《两瓶酒》不仅是小说文本，也是随处可见的现实文本。作者在提炼和叙述这个故事时，把饱含深情的笔触伸到社会底层，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阵痛和它所带来的情绪反应。如写父亲刚下岗时听到刘欢唱《从头再来》的那一段，作者似乎在告诉人们，宣传如果不讲时机和方法，往往适得其反。你叫一个正在心底痛着的人马上开心起来，“豪迈”起来，这不是往人家的痛处撒盐吗?果然，父亲“豪迈”不起来，以至在钓鱼时，也是“钓到鱼和钓不到鱼是一样的”，因为钓鱼“就为了天亮了出来，天黑了回去”。还有写“我”与巫叔喝酒的那一段，两人竟然为了巫叔“早走”而干杯。用巫叔的话说，“也不是想走，是没啥区别。在这儿可以，到了那儿，也行——你说能有啥区别?”作者让人们清晰地感觉到主人公内心无以言表的痛楚。这的确是点中了巫叔和父亲这些下岗工人的心痛点。他们下岗后，无所寄托，无所思想，以至“身体喝坏了又算什么呢?身体不坏也没啥用”。作者在小说里对他们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。

　　在这篇小说里，社会转型期人们价值观紊乱也是作者力图表达的一个痛点。如“我”的爱情观的轻浮化和性观念以及审美观的西化等。“大侄子我从北京衣锦还乡了。那时候我刚刚恋爱，刚刚和我的罗密欧享受了男女之欢，趁着迷醉，我和我的罗密欧一起做了纹身，我们把对方的姓名纹在了各自的大臂上……我和罗密欧的故事无疾而终，我用一道绛红色的刺青在罗密欧的姓名上画了一道横。后来，我和奥赛罗的故事也无疾而终。再后来，我和张生与董永的故事依然无疾而终。”还有超市收银员择偶观物欲化的描写等。如此种种让人不得不担忧，父辈的颓废情绪对下一代的传染。

　　难能可贵的是，作者在让人们倾听主人公酒精浸淫下心痛的声音时，没有无原则地把这种痛点放大，还以小说家的含蓄进行了积极的救赎。如小说里的母亲和巫婶，她们在各自的丈夫遭遇人生低谷时，仍然格守妇道，对他们关爱有加，不离不弃。这在母亲为父亲扫墓和巫婶管控巫叔喝酒的情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情爱使酒精浸淫下的心痛得以缓和。与此同时，作者还让人们隐约听到了春回大地的声音。小说巧妙安插“二妮”这个角色，让他不满父辈的安排，还毅然跑到代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去创业，这无疑阻断了颓废情绪的蔓延，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。这给小说增添了一笔亮丽的色彩。

　　但小说的人物形象仍欠丰满。如父亲和巫叔，按年龄他们都是经历过苦难的一代，不可能因为一次下岗就从此颓废;还有对“二妮”一角着墨太少;另外，“我”的性爱描写也缺乏含蓄等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感染力。

　　艺评百科：

　　毕飞宇，男，1964年1月生，江苏兴化人。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(现扬州大学)中文系，获文学学士学位。著名作家、南京大学教授、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会委员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，作品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。2017年8月21日，荣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。

　　主要成就： 

　　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 

　　第八届茅盾文学奖 

　　中国作家大红鹰奖 

　　英仕曼亚洲文学奖 

　　人民文学奖 

　　代表作品：《那个男孩是我》《青衣》《平原》《慌乱的指头》《推拿》 

　　作者: 刘照丁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、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韶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